布鲁斯说:只有当你走出非洲时,才会觉得收获远远超过你的想象,才能体会到自己有多么高尚。因为你曾用自己的双手,帮助过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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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束了在法国的留学生活之后,我打算先去北欧几个国家旅行一趟,然后再回国工作。在丹麦旅行时,我结识了来自加拿大的青年医生布鲁斯。他是一个有着五年行医经验的妇产科医生。

听说我学的是法语专业,他非常感兴趣地说:“你是否愿意做a volunteer(志愿者)?”我很茫然地问:“什么?志愿者?”他向我解释:“我参加了一个国际援非医疗队,下个月就要去马里工作了。马里的官方语言是法语,我们缺少一个翻译,你愿意去吗?”

当他说出马里这个地名时,我感觉自己血液里的某些东西一下子被激活了。非洲,曾是我遥远的梦想;志愿者,也是我一直想体验的生活。我坚定地说:“我愿意。”

经过一个月的短期培训后,我跟着布鲁斯的医疗队踏上了非洲的历程。

我们被分到马里一个叫锡卡索的地方医院,那里靠近撒哈拉沙漠,年平均气温40℃以上。虽然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,当地的贫穷落后还是让我们非常吃惊。我们住在山坡上一排简陋的房子里,厕所和淋浴间都是露天的茅草棚,天气十分炎热,连洗澡水都没有保障,更不用说空调了。

第二天我们就投入工作了。我们这家医院本国医生只有4人,70多张病床。医院里仅有的心电图机和B超机,还没人会用。

初来乍到,医疗队的几位医生都要靠我的翻译才能接诊病人。下午,外科门诊来了一个患者,他叽哩咕噜了半天,我也没听懂他在说什么。当地护士告诉我:“他说的是方言班巴拉语。”于是,在这种时候,我们就要进行“三国四方会议”:患者用方言把病情告诉护士,护士用法语翻译给我,我再用英语翻译给医疗队的医生。

下午下班的时候,当地一位值班医生才来找我,慢条斯理地说:“温,有个病人在复苏室需要抢救。”我和布鲁斯马上转身向复苏室奔跑,很多人却怪异地看着我们。这是一名孕妇,已经昏迷不醒。布鲁斯通过我转告值班医生,需要做哪些急诊化验、采取哪些急救措施,那医生领悟似的点点头,却半天不见动静。

因为没有任何化验结果,布鲁斯只能凭临床经验实施抢救。眼看病人没有了自主呼吸,布鲁斯疯狂地向我喊叫:“呼吸机,快!快!”我转告给那些麻木的黑人医生和护士,他们对望了半天,护士才摊开手说:“没有。”就在这时,我清楚地看见一只硕大的老鼠,从我的脚下穿过并停留在布鲁斯的脚边。我之所以没有尖叫,是因为我被布鲁斯巨大的焦急给镇住了。

布鲁斯全力以赴地实施着救治,他不停对身边的人喊:“只要病人还有一线希望,就不要放弃。”但是,没有人响应他,也没有任何先进的医疗设备来支持他的抢救。半个小时后,眼看无力回天,马里医生都走了。布鲁斯上前轻轻合上逝者的眼睛,绝望而愧疚地说:“对不起,我应该能把你救活的,对不起!”他的手在发抖,眼中噙满了泪水。布鲁斯对生命的尊重和爱护,让我动容。

非洲的疟疾与艾滋病齐名,被称为非洲“第一杀手”,连许多蚊子都感染了疟疾。一旦被这样的蚊子叮上,就会感染疟疾,几乎无人幸免。

到马里的第五天,我就遭遇了恶性疟疾。头痛、呕吐、全身发烫。布鲁斯给我打了一支氨基比林,又拿来酒精给我擦拭降温。天快亮的时候我的烧才退下来。

随后的一个星期,我仍然狂吐狂泻。布鲁斯又焦急又心痛,他很不安地说:“温,让你到这里来生病,我很抱歉。”他拿起我那只扎满针眼的手,低下头来轻轻地吻了一下。这不带任何风花雪月性质的一吻,却让我压抑很久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,我说:“布鲁斯,这是我自己的选择,我不后悔。”

2

那天刚吃过午饭,护士又来报告说有个产妇需要治疗。我们走进分娩室不免大吃一惊,地上、产台上全是鲜血。原来,产妇因为在私人诊所分娩后大出血才转至本院。

布鲁斯让我赶紧给病人测血压,已经是休克血压了。我和布鲁斯立刻把产妇抬进简陋的手术室。布鲁斯对那个呆立着的黑人护士命令道:“准备手术器械,马上手术。”布鲁斯洗完手、换上衣服,护士才说:“医院没有任何手术用的东西,按照惯例,全部的手术用品都由病人家属去西班牙人开的药房买回来。”听完这些,我和布鲁斯差点没有晕倒。

我拿着布鲁斯开的单子,亲自跑去药房买回手术用品。手术开始后,更为严峻的事情发生了,当布鲁斯在手术台上喊着:“血浆,准备血浆”时,黑人护士再次向我摊开手说:“医院里没有血库,手术时如果需要输血,就要从病人的亲属身上抽。”

当我把这些翻译给布鲁斯后,他已经快要疯狂了。布鲁斯一边叫他们赶快备血,一边开通了两路静脉通道,并开始刮宫止血。整个抢救过程中没有氧气、没有空气消毒,也没有任何化验,更没有心电监护。半小时之后,产妇的血终于止住了,血压也渐渐回升,我和布鲁斯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

晚上,我们回到住处却发现停水了。我和布鲁斯的手上、衣服上都沾满了血污,在40℃的气温下,不仅不能洗澡,连洗衣和洗手的水都没有。

生活条件的艰苦、医疗设施的简陋倒还可以忍受,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无处不在的感染危险。马里的疟疾、霍乱、艾滋病肆虐,霍乱爆发的时候,医院里到处都是脱水的病人。病人产生的垃圾、呕吐物随地都是,根本没有办法隔离。当地四分之一的成年人HIV呈阳性,我和布鲁斯所在的妇科门诊,每天收治的病人中大概有两三名是艾滋患者。

一天,一个叫莫里的产妇被抬到布鲁斯面前,她腿上有一块溃烂的皮肤,散发出浓烈的异味,很像是艾滋病晚期患者。但当地医院有规定,为尊重病人隐私也受条件限制,并不给收治病人检查HIV。

布鲁斯检查后发现,莫里是前置胎盘大出血,需要马上进行剖宫手术。护士早已远远地躲开了,我只好再次披挂上阵。这几个月下来,我已不仅仅是个翻译,很多时候还要充当布鲁斯的助产士。

手术前,我们采取了最严格的保护措施:我给布鲁斯穿了两件手术衣,戴了两副橡胶手套,还有帽子和口罩。我自己也穿了一条长长的橡皮围裙,因为产妇的羊水会浅到皮肤上。

手术开始了,布鲁斯用一把做静脉手术的小刀片,费力地切开了病人的腹部。腹部一剖开,我和布鲁斯就完全站在羊水和血水里了。因手术用的剪刀又大又钝很不合手,布鲁斯脱下了一层手套。

麻醉师示意我们,病人的血压有异常波动。心慌意乱的我在递手术刀时,竟将刀刃放在了布鲁斯的手掌上。布鲁斯习惯地握刀时,刀刃割破了他的手指。我们都知道艾滋病毒的主要传播渠道就是血液和体液,我吓得尖叫起来。麻醉师要求布鲁斯赶紧离开换一个医生,但此时婴儿的头部已经拉出子宫,一个小小的生命就握在他的手里,布鲁斯无论如何是不会离开的。十几分钟后,一个瘦弱的黑色男婴终于从母腹里取出来!

母子一同逃离了险境,但布鲁斯却站在了鬼门关的边缘。我们需要马上对莫里进行HIV检测,才能确定布鲁斯是否感染上了艾滋。但在当地,进行艾滋检测是要得到本人同意的。在我无数次苦口婆心的劝说之下,莫里才答应检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