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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源论治疆
 更新时间:2024-03-29 17:57:46

新疆,以天山为界,历史上北疆以游牧为主,而南疆则以农耕为主。新疆之南疆(天山南路),史称回部,即《汉书》所谓“城郭三十六国”,在唐以前盛行佛教,而伊斯兰教的传播,萌芽于隋唐,大盛于元之后。不过,自元代以来,新疆的统治者是北疆的厄鲁特蒙古,而信仰伊斯兰教、农耕的南疆回部,则长期被信仰佛教、游牧的北疆准噶尔部所统治。

魏源论治疆

因此,康熙平定噶尔丹,特别是乾隆平定阿穆尔撒纳,这对于南疆的回部来说,等于替他们打倒了长期的压迫者和统治者,这对南疆回部来说是一次大解放。自此之后,长期以来天山南北之间存在的宗教对立、民族对立,一举得到扫除,天山南北,佛教与伊斯兰教,走向了平等,而这是新疆从此走向“安定团结”的主要原因。

清道光六年夏六月,南疆再次发生张格尔叛乱,而对于南疆重新陷入动乱的原因,魏源认为,问题的核心就在于:康、乾以来的边疆官员路线遭到破坏,中央政府的官员选拔制度出了大问题。

魏源的这一论述极其发人深省,他在《圣武记·道光重定回疆记》中说:

回疆自乾隆二十年勘定后,各城设办事领队大臣(中央政府派出官员),而统于喀什葛尔参赞大臣(南疆最高行政长官),并受北路伊犁将军(全疆军事首长)节制。岁征钱粮土贡,数十分取一(惠民生),朝廷常慎选边臣,皆保举之满员与左迁之大吏,回户赖其休息,仰朝廷如天人。

及其久也,保举渐弛,多用侍卫及口外驻防,视换防为利薮,以瓜期为传舍,与所属司员章京服食日用无不取于阿奇木伯克。伯克借供官之名,敛派回户,日增月甚。又土产毡裘、金玉、缎布赋外之赋,需索称是,皆章京、伯克分肥,而以十之二奉办事大臣。各城大臣不相统属,又距伊犁将军鹜远,恃无稽查,威福自出。而口外驻防笔帖式更习情形,工搜刮,甚至广渔回女,更番入直,奴使兽畜,而回民始怨矣。

从魏源的论述来看,曾经“安定团结”的新疆,当时为什么会重新出现民族矛盾乃至发生社会动乱?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:既有外部敌对势力的挑唆;也有清政府民族政策上的偏颇;更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,造成了新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。但是,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一点,就在于边疆官员选拔标准、选拔制度出现了问题,这必然导致长期行之有效的政策遭到破坏,进而造成“官民对立”严重局面。

从这个角度说,边疆发生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的,因为它不过是内地、全国问题的一个缩影。由此更可见,官民关系如何,对于内地重要,对于边疆就更为重要。

《圣武记》中有这样两句话,讲了非常朴素的道理。第一句是:“治国先治吏。”第二句是:“治国必治疆。”与这两句话随之而来的就是:“不能为边才,则不能为大吏。”康、乾以来的所谓“慎选边才”、所谓“保举制”,其实就是把全国的模范干部、标兵式的人物,派到边疆去任职,这一政策,更造成了一种风气,那就是“任职边疆光荣,只有光荣者才能任职边疆”。把最好的官员选派到边疆,这才是真正的“把中央政府的温暖送到边疆”,而如此一来,广大边疆百姓,则自然仰视中央政府派来的官员“如见天人”。

但是,嘉庆以来的政策却恰恰相反,即把那些在内地表现很差、无望提拔和晋升的官吏,派到边疆充数,以此作为对其长期不能得到提拔的补偿。这些既无能力、人品又很差,甚至连知识都很缺乏的粗人,本来就心怀怨气,于是,他们到边疆任职的所作所为,自然就是可以想象的,而这无非就是魏源所指出的:“恃无稽查,威福自出。而口外驻防笔帖式更习情形,工搜刮,甚至广渔回女,更番入直,奴使兽畜,而回民始怨矣。”

毛泽东曾经说:政治路线确定之后,干部是决定性因素。其实,对于治理而言,干部从来就是决定性因素。“吏不良,有法而莫能守”,选拔干部的标准败坏了,即使有再好的政治路线,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。魏源关于治疆的论述,讲的虽然是清朝的事情,但对今天也不无启发。唯有坚持正确的干部路线,真正践行群众路线,才能改善边疆治理,破除官虐民怨,达致“万方乐奏有于阗”之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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